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善，存在滞后性
- 法规更新速度跟不上技术发展： 无人机技术迭代极快，从消费级的多旋翼无人机到工业级的固定翼、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，再到未来的“空中出租车”（eVTOL），层出不穷，现有的法律法规，如《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制登记管理规定》、《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经营性飞行活动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等，往往是在特定问题出现后才进行补充和修订,存在一定的滞后性。
- 部分法规界定模糊： 对于“微型”、“轻型”、“小型”、“中型”、“大型”无人机的分类标准，虽然在2025年1月1日实施了新国标（GB 42590-2025），但在实际操作中，用户和执法部门对某些界限（如起飞重量、空机重量）的理解仍可能存在偏差，对于“黑飞”（违规飞行）行为的界定和处罚力度，也需要更清晰、更统一的规定。
- 地方性法规差异： 不同省市为了应对无人机管理挑战，可能会出台一些地方性的管理规定，这可能导致标准不一,给跨区域飞行的企业和个人带来困扰。
监管技术手段有待加强，执行难度大
- “黑飞”现象依然普遍： 尽管“实名制”已经推行，但仍有许多无人机用户不进行登记，或使用他人信息登记，部分“飞手”法律意识淡薄，在禁飞区、限飞区违规飞行，对机场、军事管理区、重要设施和人群密集区构成严重安全隐患。
- 低空监视网络不健全： 中国主要依赖雷达、无线电监测站等传统手段来监视无人机活动，但这些手段在城市等复杂环境下对小型、低空无人机的探测效果有限，且成本高昂，构建一个覆盖全国、能够实时探测、识别和跟踪无人机的低空监视网络（如“低空智联网”）仍需时日。
- 反制技术与执法能力不匹配： 面对恶意“黑飞”或无人机“黑产”，虽然有无人机反制设备（如干扰、迫降、捕获等），但这些设备往往价格不菲，且需要专业人员进行操作，基层公安、空管等部门的配备和培训还跟不上需求，导致即使发现了违规行为，也难以快速、有效地处置。
“实名制”登记制度的局限性
- 重登记，轻管理： “实名制”解决了“是谁的无人机”的问题，但难以解决“是谁在飞”以及“飞手是否合格”的问题，无人机可以轻易地被他人借去或盗用,导致责任追溯困难。
- 信息更新不及时： 当无人机所有权发生转移时，登记信息的更新往往存在延迟,导致数据库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。
- 无法预防风险： 登记本身并不能保证飞手具备安全操作的知识和技能，一个完成了登记的“新手”无人机,依然可能因操作不当而引发事故。
飞手培训与资质认证体系不统一
- 培训标准不一： 无人机飞手的培训市场鱼龙混杂，不同机构的培训内容、时长、考核标准差异很大，一些速成班只教基本操作，缺乏系统的安全法规、应急处置和气象知识培训。
- 行业准入门槛模糊： 虽然对于从事经营性飞行的飞手有明确的执照要求（如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AOPA的执照），但对于大量进行娱乐飞行的个人用户，缺乏强制性的培训和考核，这导致大量未经专业训练的“飞手”在空中活动,成为潜在的风险源。
公众安全意识与飞行文化有待提升
- 安全意识淡薄： 许多普通无人机用户对飞行风险认识不足，不了解禁飞区的划定，不遵守飞行高度和距离限制,甚至在人群上空进行危险操作。
- “飞行文化”缺失： 在一些发达国家，无人机飞行被视为一种需要高度责任感的活动，强调“安全第一，尊重他人”，而在中国，无人机文化尚处于起步阶段，部分用户缺乏对公共空间、他人隐私和公共安全的敬畏之心。
应急响应与事故追溯机制不完善
- 事故调查困难： 当无人机发生坠落、伤人或造成财产损失等事故时，由于无人机体积小、可能损毁，加上“黑飞”现象,事故原因的追溯和责任认定往往非常困难。
- 缺乏高效的联动机制： 无人机事故可能涉及民航、公安、空管、等多个部门，目前跨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、应急联动和协同处置机制仍有待加强。
中国无人机监管的不足是“发展与监管”这一对矛盾在特定阶段的集中体现，监管体系的建设面临着技术、法律、执行、文化等多重挑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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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得肯定的是，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,并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：
- 完善法规： 不断出台和修订国家标准和行业管理规定，如前述的GB 42590-2025新国标。
- 技术赋能： 大力推动“电子围栏”（Geo-fencing）、远程识别（Remote ID）等技术应用，从技术上限制无人机进入敏感区域,并实现对无人机的实时追踪。
- 加强执法： 公安、民航等部门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，严厉打击“黑飞”等违法行为。
- 推广教育： 通过媒体宣传、社区活动等方式,提升公众的无人机安全飞行意识。
中国无人机监管将朝着精细化、智能化、法治化的方向发展，通过“技防+人防+制度防”相结合的方式,努力在促进产业创新和保障公共安全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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